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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丈量大地——记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当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升空，沿着轨道飞向茫茫太空的时候；
当宏伟的大桥飞架南北，将昔日天堑变为今日通途的时候；
当丰富的矿藏在荒漠峻岭中被勘探发掘，化为源源动力注入各项建设的时候……
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一切，全都离不开地图，离不开精确的地理坐标，离不开那一组组详细的地理信息数据。
人们可能更不会想到，这每一组数据的获得，都意味着不论在荒原，在沙漠，在高山，在大河，一定有人要亲身前往——架起仪器，读取数据，编入档案，画出地图。
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以下简称国测一大队），就是这样一支默默无闻的开路先锋。从1954年地质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两支大地测量队合并组建这支队伍开始，这群测天量地的人，便在祖国大地上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下一行行壮丽的史诗——
他们6次登越珠穆朗玛峰，复测出珠峰8844.43的精准高程；他们第一次把测绘点布设到南极和珠峰北坳，在世界测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累计完成国家各等级三角测量1万余点，提供各种测量数据5000多万组，得出近半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
56年的时间里，他们背着沉重的仪器装备，24次进驻内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7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总计5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00多圈！
在北疆的阿勒泰地区，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5摄氏度，可为了保证测量精度，他们操作仪器时不能戴手套；
在天山东部的火焰山下，地表最高温度在70摄氏度以上，他们穿着厚底鞋依然被烫得直蹦，七条汉子在沙漠中一口气喝光20公斤的水；
在平均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地区，稀薄的氧气让人才走几步路就喘得厉害，强烈的紫外线灼得队员们一个个又红又黑，层层掉皮；
在中国内陆最低处、海拔负154米的吐鲁番艾丁湖洼地，温高风大，测绘队的一头骆驼被风刮跑，追了100多公里路才找回……
遍布祖国版图上的地理坐标看似平凡，但却需要测绘队员在广袤大地上万里跋涉，精准测量。
他们的生命，是遍插于大地之上的猎猎旗帜。
问高“地球之巅”
莽莽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处，巍然屹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人类对山峰的认识总是从测量其高度开始，而这“地球之巅”的精确高度到底是多少，在过去却一直是个谜。西方学者曾多次组成探险队来到这里，以求测出珠峰的高程，但由于自然环境险恶等原因，他们始终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但尽管如此，在上世纪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珠峰高程较“权威”的说法，却一直为这些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垄断，甚至在我们的地图上，也只能沿用那并不准确的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精确测量珠峰高程，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而承担这一极具科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测绘任务的，正是国测一大队。
1966年和1968年，国测一大队队员先后两次登攀珠穆朗玛雪峰地区。他们在珠峰地区建立起了高质量的平面坐标和高程控制网，第一次将水准点引到海拔6120米，把三角点布测到海拔6640米，把天文点引进到海拔6350米，为以后登顶测绘、精确测定珠峰高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果，在当时就超过了任何外国专家。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向珠峰挑战，国测一大队派出了杨春和、薛璋、郁期青、陆福仁、吴源泉、张志林、邵世坤、梁宝根等参加登山测量分队。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便是精确测定珠峰的高程。
群峰簇拥的珠峰地区，终年冰雪覆盖，气候严寒多变，强烈的紫外线穿过稀薄的空气，在这银白色的世界交叉反射，灼人肌肤，才几天工夫，队员们的脸上就开始层层掉皮。
可怕的还有缺氧。到海拔50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就只有平地的70%，人即使平卧休息，其心脏负担也相当于在平地干重体力劳动。
然而，测绘队员们却必须负重登攀。“大家的登山背包里，分装着仪器、脚架、电池以及帐篷、被褥、食品等必需品，仅一台T3经纬仪加上附件，就超过20公斤。每走几步，人都要伏在冰镐上猛喘气。”曾经3次参加珠峰测量的郁期青老人回忆说。
为了取得70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的重力测量成果，测量分队决定冲上北坳——珠峰与章子峰之间的一片奇陡的冰雪峭壁，是从北坡攀登珠峰最艰险的地带之一。这里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喷泻而下时，几十公里外都能听到轰鸣声。
4月6日那天，当寒星还在墨色的天幕上闪烁，郁期青一行已经从营地出发，开始向北坳突击了。
郁期青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抬头看北坳，这哪里是山啊，看不到一块岩石，看不到一点黑色，简直像一垛500多米高的雪墙横挡在我们面前。雪墙最大坡度达70度，而且裂缝很多。我们往上攀登，只能按‘之’字形斜切，迂回前进。而且越往上，越缺氧，身上的仪器装备也越沉重。”
这500多米的“路”，他们足足走了7个小时。最终，他们艰难登上北坳并完成了重力测量和航测调绘任务，把大地测量的重力点推进到了海拔7050米的新高度。
5月27日，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也成功登顶，当红色觇标耸立于珠峰之巅，早已在各测绘点守候了几天的测绘队员按捺住心中的喜悦，小心翼翼地旋动仪器，争分夺秒地对觇标观测、记录…… 7月23日，我国向全球宣布：珠穆朗玛峰的精确高程为8848.13米。这一数据迅速得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承认，成为当时最权威的数据。这，也标志着我国的测绘水平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此后的1992年和1998年，国测一大队又分别两次攀登珠穆朗玛雪峰地区。他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大地测量技术（包括水准测量、天文测量、重力测量、三角导线测量、GPS测量和激光测距、电磁波测距）重新测量地球之巅。在这两次测绘中，他们第一次将水准基本点埋设在珠穆朗玛峰的脚下，第一次将人造卫星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机用于对珠峰的测绘。
时光转眼到了2005年。3月的一个清晨，位于西安的国测一大队大院里，一个简短的壮行仪式正在举行。
这一天早上启程的4位年轻人——任秀波、刘西宁、柏华岗、白天路——都是国测一大队的普通队员，但是这天的壮行却并不普通，因为他们是2005年珠峰高程复测第一批奔赴西藏的珠峰登山测量队队员，也是承担冲击珠峰峰顶重任的突击队员。
当任秀波背起行囊整装待发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专门为这次任务推迟了婚期。
3月29日，任秀波和队友们到达珠峰大本营，开始适应当地恶劣的气候以及在此天气环境下操作重力仪的训练。
背着近15公斤的重力仪，穿着厚重的登山靴，带着压缩干粮，他们从5200米到5800米，从5800米到6500米，一趟接一趟地采集重力数据，进行适应性行军。为了能准确读数，任秀波顶着七八级的大风，在冰冷的雪地上一跪就是十几分钟，每次手脚都被冻得几乎没了知觉。
4月27日，在通往海拔7790米的2号营地的路上，任秀波和队友们艰难地向上攀登着，到达海拔7500米时，他们突然遇到了特大暴风雪。
“所有人立刻下撤！” 指挥员立即发出命令。
可任秀波却没有马上转身，他心里想着：一定要测量海拔7500米的重力值，因为“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再到达这样的高度”。
他冒着生命危险，在60多度的雪坡上，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硬是用冰镐刨出一块小平台，放置好测量仪器。由于手套太厚无法操作仪器，他一把摘掉鸭绒手套，只戴着薄手套进行测量。
十几分钟后，任秀波顺利采集到重力测量值，但当他准备收拾仪器下撤时，发现手指已经被冻得麻木无法动弹了。无奈之下，任秀波将手用力地砸向冰镐，以此来刺激神经，增加血液循环。等手恢复了些知觉后，他细心地将所有仪器设备整理好，打包背在身上，这才撤回海拔7028米的1号登山营地。
5月21日，任秀波和队友们再次艰难地抵达2号登山营地。当其他队员因为极度疲劳纷纷躺倒在帐篷里休息时，任秀波却在帐篷外冒着暴风雪，在没有任何供氧设备的情况下，喘着粗气，架起了重力仪测量重力值，并用GPS接收机测量了该点的三维坐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史上新的重力测量高度诞生了——7790米。
有科学家曾断言，人类在海拔6000米以上的地区无法居住，而任秀波在海拔6500米的营地留守了整整40多天，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但由于长时间在高寒、缺氧条件下作业，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心脏肥大、脱发、记忆力衰退，直到现在，走路或站立时间一长，他冻伤的右脚依然有些麻木。
不畏艰难、取得突破的不仅是任秀波，在精确测定珠峰高程为8844.43米的同时，国测一大队同样创造了测量史上的数个世界第一：
第一次在珠峰地区布测了大规模、高精度的GPS/水准网，为精确测定该地区大地水准面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次将测距反射棱镜、GPS和觇标集成一体，顺利实施了珠峰高程三角交会和峰顶GPS测量；
第一次成功完成了珠峰峰顶雷达雪深探测的任务，取得了珍贵的雪深探测资料……
精准复测珠峰这一壮举，不仅成为国测一大队每一个队员心底深藏的骄傲，也让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
大队长岳建利永远忘不了完成复测珠峰任务返回途中的一件事：“有一位上海老人问我们，是你们测量了珠峰的高度吗？当确认了我们就是此次的珠峰测量队员后，他把布满皱纹的大手举到了白发苍苍的额角，给所有队员行了一个军礼。他大声说，珠峰的高度应该由我们中国人来测量，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说了算。你们是英雄！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
行遍大漠荒原
从巍巍昆仑到东海之滨，从天山山麓到黄河源头，从北国的大兴安岭到南国的五指山，哪里高山险峻，哪里就飘扬着他们的测绘旗帜；哪里地形复杂，哪里就是他们的工作区域。
他们参加过中蒙、中尼、中巴边界联测，负责国家大地原点的筹建和施测，为港珠澳大桥、深港西部通道、苏通大桥等重大工程提供高精度测量成果，承担酒泉卫星发射场定向测绘、天津港码头形变监测等重大项目，为远在南极的长城站建站定向、定位，也为近在咫尺的西安大雁塔这位“千岁老人”“体检”……
面对高山缺氧、冰雪严寒、高温酷暑的挑战，面对沙漠干渴、洪水猛兽、断水断粮的威胁，面对悠长寂寞、无尽思念、长久离别的煎熬，这群可爱可敬的测绘队员们始终执著前行，在生命极限的挑战中熔铸着忠诚。
“这还是我们早上来的路吗？”
2000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西藏措勤县至尼玛县海拔6700米的公路上，执行中国地壳运动网络布测任务的副中队长任光和队员们走下车，望着眼前白茫茫的一大片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由于白天融化的雪水漫出了河道，公路上原本不过一尺宽的小溪，到晚上已经变成了50多米宽的河道。月光下白茫茫一片，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河。司机睁大眼睛搜寻着道路，但张望了半天也是一脸茫然。任光什么也没有说，一把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就走进了雪水中，指挥汽车前行。
半个小时后，汽车安全地通过那段路。队友们急忙将任光拉上车，只见他两腿被冰凌碴子划出好多道血口子，脚冻得连鞋袜都穿不上了。队友们心疼地为他搓腿暖脚，他一边哆嗦着一边不忘开玩笑：“没事，不就是光脚探个路吗？咱又不是泥捏的。”
路难走，山更难爬。
一座满是风化石的山上，承担天文测量任务的测绘队员于建国和崔哲，已经扛着仪器爬了大半天。
这山没有悬崖，没有陡坡，但脚下的风化石却不好对付，一步踩上去，向下滑半步，爬到山顶上已是天黑。
因漏收了一个时间信号，不能观测，而留在山顶过夜又很危险，他们只好连夜撤下来。
到山下，太阳已经跃出了地平线。为了不错过观测时间，又困又乏的两个人必须马上再次上山，而唯一的好消息是，组长朱振坤替他们雇到了两头牦牛。
两个人赶着驮上水和器材的牦牛再度上山。刚开始，两头牦牛还乖乖向上爬，可过了半山腰后，牛蹄踩一步，滑一步，牦牛选择了“罢工”，怎么打也不肯再前进了。两个人只好自己背上器材和水，向山上爬去。
说是爬，实际上就是像牦牛一样把四肢撑在风化石上一点点地往前挪动。更要命的是，严重的缺氧让他们头痛欲裂，呼吸困难，每爬一步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上到山顶，完成测量，已经又是黑夜。忙碌了整整两天两夜，两个人再也没力气往下走，极度疲劳的他们顾不得山顶的风寒，躺在风化石上便睡着了……
“没有想到苦啊累啊什么的，只是想着，一定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多年以后，向记者讲述这些称得上是“冒险”的经历时，于建国仍是一脸的平静。
工作环境的恶劣，在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看来还不算最苦的，令他们更难以忍受的，是心头的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
2000年，新疆柯坪的一片无人区里，刚刚大学毕业的何志堂独自一人在山头看守GPS接收机。望着荒芜的山野，他感到自己对未来的浪漫憧憬被击得粉碎。
茫茫戈壁滩，寸草不生，白天气温高得令人窒息，皮肤被毒辣的太阳晒得火辣辣的疼；晚上气温骤降，冷得让人抓狂，睡袋里到处都是哈气结成的冰碴儿。
何志堂开始怀疑甚至后悔自己最初的选择。难道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人生今后都要这样一分一秒地“浪费”掉吗？人在寂寞的时候就容易想家，他开始想念自己的父母，想念热恋的女友，想抛下现在这一切回到亲人们身边去。
熬到第二天的晚上，这个小伙子再也忍受不住了，他对着星空发狂似的喊：“我再也不干测绘了——我再也不受这个苦了！” 委屈、失望、痛苦、孤独一起混着泪水夺眶而出。
“小何，抽烟不？过来抽支烟。”远处传来的声音，在空旷寂静的戈壁上显得那么突兀，但在此时的何志堂听起来，却是那么温暖，令人感动。是张铮，队里的一个老职工，他站在 1公里远的辅点上正扯着嗓子喊。
刹那间，何志堂感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自己并不孤独，附近还有战友和我并肩作战，他们正在关心着我的一切！
同时，他又感到一种内疚与惭愧：那些干了几十年的老队员，他们吃了多少苦，谁也说不清。同样是几天几夜的劳累，他们没有抱怨没有牢骚，想到的却是关心和帮助年轻队员。比比他们，自己真该脸红。
何志堂把苦水全咽肚里，出色完成了测绘任务。
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何志堂早就成为绝对重力测量的专家，他不仅多次去过西藏新疆，更远到万里之遥的南极承担重要的测绘任务。
英雄大队走进非洲
一支英雄的队伍，不仅要能够直面艰难险恶的自然环境，也意味着要能坦然面对时代与社会所带给它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测绘计划锐减，市场经济尚未起步，国测一大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与艰难。然而，这支英雄的队伍再一次展现出他们的可贵品质——不等不靠，不屈不挠。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同时，他们不仅在国内积极开辟市场项目，而且还走出国门，在国际测绘市场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96年5月11日，国测一大队副大队长苏凤岐和他的7名队友乘坐飞机，从北半球穿越赤道，飞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他们这次远离家乡来到位于赤道附近的岛国，是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修建一条沿海公路进行前期路线测量和放样的。
拟修的这条公路，最初是由日本人勘测的，他们1987年就在公路沿线布设了30个GPS点，此次由中国人进行的公路中线恢复测量，要利用这些成果。
但当苏凤岐他们用这些成果从第一个点测量到第二个点时，结果却令人惊异：实测结果与日本人提供的资料相比，横坐标值相差10米，纵坐标也相差8米。从第二点到第三点的结果更令人吃惊，误差更大。
日本人向来是以工作严谨著称，这一结果令苏凤岐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但经过反复复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日本人的GPS测量有严重的系统误差！
当国测一大队将测量结果向日方通报时，日本监理暴跳如雷，坚决否认：“我们测定的GPS点绝对不会有错！如果两种测量成果不符，只会是你们的测量成果有问题！”
面对日本监理的强词夺理，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也为了对工程负责，队员们决定与日本人进行一次特殊的较量。
他们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工程部，并由该部请来了澳大利亚主管测量的工程师和英国测量工程师重新进行测量并作出仲裁。
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的测量结果是正确的。
不久之后，日本监理专门从国内调来测量师，对30个GPS点进行重新测量。
虽然排除了人为的干扰，但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同样让人头疼。
参天的乔木、茂密的灌木、纠结的藤蔓、交错的荆棘、积水的沼泽、发酵的腐质，交织成一道幽暗而几乎密不透风的屏障，队员们背负着沉重仪器在其中穿行。除了忙着测量放样，他们还要留意树枝上盘着的毒蛇，空中飞舞着的毒虫，以及脚下草丛中潜藏着的蝎子蚂蚁。
最让队员们印象深刻的还是当地厉害的蚊子。一次过沼泽地时，张亚东看到前面吴华伟的后背上爬满了蚊子，密密麻麻遮盖得衣服的颜色都看不见了。张亚东看着那一片蚊子就有些毛骨悚然，他自己想办法搞了一顶防蚊帽戴在头上。但总不能戴着防蚊帽观测仪器，张亚东只得脱掉让人憋闷又阻碍视线的防蚊帽，结果，一天下来被叮得脸肿不说，竟然连头都肿大了起来。有同事开玩笑说，照这样的速度往“胖”里发展，回国时就得一个人买两张机票了。
但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影响队员们工作的高效和严谨。7个月后，当队员们按时圆满完成任务，启程回国时，一封特殊的信件也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寄到了远在中国西安的国测一大队领导手中。
来信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工程部，他们在信中写道：“贵大队测量队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排除各种干扰，胜利完成了任务，体现了中国人的技术水平，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赞扬，为中国争了光。”
2006年，国测一大队承揽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的测量部分，70多名测量队员再次奔赴非洲大陆，在深山茂林、烂泥沼泽、荆棘丛中苦战了4个多月。
每天天刚蒙蒙亮，中国测量队的小伙子们已经整装待发，奔赴各个测量点。进入12月，正是这里耕地播种的时候。大部分庄稼地都被拖拉机翻犁过一遍，几场大雨过后，庄稼地里特别泥泞。而测量点位基本上都埋设在庄稼地里，汽车无法到达。队员们全凭两条腿，身背30多公斤重的GPS接收机和脚架，脚底粘着厚厚一层泥巴，就这样一天走几十公里路程。水准测量和地形图测绘更加艰难，几百米宽、上百公里长的带状区域，全是队员们一步一步艰难地测出来的。
M3是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测量项目的一个标段名称，该标段长26公里，一直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最不安全的地方，进入这一地区必须要有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批准函，地方政府还要提供武装保护。2006年12月23日，队员们终于等到了批准函，地方政府也已落实了护送测量队员的警力，但时间仅有5天。时不我待，队员们连夜开始准备，把标石装满车，将仪器设备归整好。
12月24日早晨6时，队员们准时起床。可推开窗户一看，傻眼了。窗外飘着密集的雨线，雨中还夹杂着黄豆大小的冰雹。眼前的一切就像一盆冰水，把队员们浇了个透心凉。这样的天气只有在家休息。可5天时间稍纵即逝，每一天都珍贵如金，怎么办？经过短暂的协商，测量站张建华组长宣布：工作正常进行。
7时整，队员们乘坐的汽车在两辆警用越野车护送下，急速驶向M3测段。测量刚刚开始，队员们就遇到了麻烦。测区里到处是大片的灌木丛和成片的烂泥滩，汽车无法到达选好的点位，队员们只好抬着六七十公斤重的标石，穿行在齐膝深的灌木丛中，稍有不慎就会被灌木坚硬的刺刺伤。更麻烦的是烂泥滩，在上面行走，就像掉进了强磁场，队员们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队员们顶着寒风，冒着大雨，抡着镐头，挥着铁锨，一个点一个点地挖坑埋石。17公里路线，50多块标石，50多个点的控制测量，5天时间全部完成。当地的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这些中国专家一面操作高科技仪器，一面还要冒雨挖坑埋石，什么都干，真难得！”
担任护送工作的武装军警在最后一天和队员们分手时，主动提出和队员们合影留念，他们敬佩队员们忘我的工作精神，说：“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像你们这样不顾一切工作的。中国人，了不起！”
无私坦荡赤子情怀
为什么他们偏爱测绘这一异常艰苦的事业，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大旗，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扛到了今天？在国测一大队采访的日子里，这些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在记者心中萦绕。
逝去英雄的事迹，几代测绘队员以及他们的家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传统，理解和责任。
1959年7月。新疆。阿勒泰。尖山测绘作业区。黄昏，残阳如血。作业组组长宋泽盛和队员们完成了山顶的测绘任务，已经疲惫不堪。下山的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盘曲在山腰间。一名身背仪器的队员走在宋泽盛前边，突然，他脚下一滑，连人带仪器向深涧里滑去。宋泽盛见状抢上一步，用双手使劲托住下滑的同志。而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自己却因发力过猛，身体失去平衡，滚下几十米的山崖。
1960年4月，新疆。南湖戈壁滩。国测一大队31岁的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一望无际的红褐色大戈壁无边无垠，戈壁深处偶尔露出的古河道不知干涸了几万年。45摄氏度以上的持续高温，将队员们带去的一箱蜡烛化成了汤。突然有一天，大家发现桶里的水漏光了。在戈壁中，断水就意味着死亡。在这生死关头，吴昭璞命令小组的同志先撤离，自己一人留下看守仪器、资料。3天后，当焦急的队友带着水找到吴昭璞时，发现他爬在一处戈壁滩头，头朝队友们离去的方向，口含黄沙，十个手指深深插进沙土里。身高一米七的吴昭璞，身躯干缩到不足四尺长，静静地躺在戈壁滩头。队友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帐篷里所有牙膏都被他吃光了！描图用的墨水被他喝干了！但资料却整理得整整齐齐，他沾满汗渍的衣服，严严实实地盖在测绘仪器上。
1980年夏天。天山深处。巩乃斯河。王方行等人作业归来，骑马涉水过河。马蹄敲打着鹅卵石，王方行骑着马，离河也只剩几步路了。河水是冰雪融化了的雪水，冰凉刺骨，且水流湍急。突然，马失前蹄，王方行一头栽进了冰冷的河水里！等大家找到王方行的时候，他已经耳鼻流血，再也醒不过来了。暮色如血。夜风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嗥叫。队友们在王方行的尸体旁点了一堆篝火，守着他渐渐僵硬的身体，直到天亮。那一年，刚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谈了几次，感觉很好，准备年底回去结婚。王方行觉得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谁料竟被无情的河水夺走了……
2009年7月，当记者坐在国测一大队西安驻地的会议室中，倾听着郁期青、尚尔广、杨春和、段学清等老测绘队员讲述这些逝去英雄的故事时，那一刻，仿佛穿越了时空的距离，真切触碰到这个英雄集体深处最坚强的灵魂，寻找到这个英雄集体最纯净的精神高地——
自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国测一大队有36名职工和10多名雇工倒在了测绘路上。这些牺牲者中间，无论是壮烈地死，还是无声无息地死，没有一个被追认为烈士，甚至大多数人死后连一块墓碑也没有。
但他们的生命却在所有测绘队员心中呈现出另一种姿势——那遍布祖国各地的千万个觇标，就是他们耸立在大地上的生命标记。
如果说几代测绘人用热血甚至是生命塑造了这个团队闪亮的灵魂，那么他们背后亲人的无私付出，则是支撑着队员们专注前行的温情力量。
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中，流传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老笑话：
有位测绘队员结婚10多年了，却没在西安度过一个夏天，他几乎已经忘了西安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景色，更没有看见过妻子穿裙子的模样。有一年冬天，他翻出连衣裙，非要妻子穿给他看看，弄得妻子哭笑不得……
“我们是苦，但我们的家人比我们更苦。”每每讲完这个故事，测绘队员都不忘加上这么一句。多少个日日夜夜，测绘队员们在外出测，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子，不辞劳苦地照顾着家庭。
潘西芹，国测一大队一名普通测绘员焦天孝的妻子。20多年来她所经历的生活点滴，正是国测一大队所有测绘队员们妻子的真实缩影。
由于焦天孝长时间在野外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特别是孩子出生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使潘西芹感到不知所措，非常迷茫。
照顾孩子是摆在夫妻面前的难题。潘西芹让焦天孝找领导说说，今年能不能不出测。等明年孩子大点再出去好好干。焦天孝一听就火了，“亏你说的出口，谁家没娃！就你有困难，我才不去说呢。”
到了出测时，焦天孝按时出发了。潘西芹每天抱着半岁大的孩子，往返于家与单位之间，20多公里地，每天倒3次公交车，她吃尽了挤车倒车的苦头。
1988年，焦天孝正在野外工作时，他年迈多病的老母亲住院了。虽然满是牵挂，焦天孝却没能回家：测绘小组里的每个人都不可替代，一个人提前离开，意味着整组人几个月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老人家在弥留之际，两只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潘西芹知道老人在等待什么，老人在等待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到来。
老人的嘴巴一张一合，好像在说什么。潘西芹了解婆婆的心思，她是在呼唤，呼唤着小儿子——天孝的名字。
潘西芹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握着老人满是皱纹的手，轻轻地对婆婆说，“妈，我是天孝的媳妇，他工作忙，我在您跟前也是一样的，我知道您给他取名叫天孝，就是想让他天天孝顺您，可他实在走不开，妈，您别等他了。”
老人似乎听懂了，慢慢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她带着一丝遗憾，走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如果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走过的路、趟过的河、爬过的山、摸过的树都可以动情的话，那么，祖国边陲的每一座山、每一道岭、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将洒下如诗如歌的泪水，以敬仰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他们可敬的家人。
各种各样的苦，测绘队员都知道是什么滋味。
正是因为不断在荒山僻壤中跋涉，他们更愿意为国家建设奉献心力；
正是因为长年在野外奔波，他们更加热爱安宁稳定的生活；
正是因为深知祖国的种种难全之处，他们无私地捧上自己的赤子忠心。
“测绘工作很苦，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建设，再苦再累也得有人干，既然命运把我们推上这个岗位，我们就得把它干好。”我国测绘界唯一健在的3次登过珠峰的老工程师郁期青这样说。
“测绘被人们誉为‘开路先锋’，但我们知道，‘开路先锋’除了褒奖，更意味着率先吃苦，率先拼搏，率先奉献。我们的队员，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默默无闻、尽职尽责、认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知道，祖国的荣誉至高无上，肩负的使命神圣光荣。”国测一大队大队长、岳建利博士这样说。
“选择了测绘，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汗水也有收获。选择了测绘，也就意味着选择让艰辛与奉献伴随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年轻的中队长何志堂这样说。
这些话语，质朴、简单，但却蕴含着深深的追求，这是他们对事业的执著，也是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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