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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我们独有的调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张庆军谈“促转变、调结构”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促转变、调结构”无疑是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环保政策等发挥综合效应，尤其离不开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发挥调控作用。
3月6日下午，在安徽省代表团驻地，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张庆军。他表示，“促转变、调结构”要发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独有、独特的调控作用，利用资源紧缺、资源市场的倒逼机制，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有效对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确保低碳、技术先进的产业获得用地保障
安徽是矿产资源大省，矿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1/4。前几年，安徽的重点支柱产业几乎全部与采矿有关。张庆军表示，这几年，安徽省的新兴产业发展很快，汽车、家电等都发展起来了。但是，安徽的钢铁、能源、有色、建材等与矿业有关的产业还是占很大比例。转型任务较重。
发展低碳产业，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涵。张庆军认为，安徽的支柱产业高碳产业比例比较大，节能减排的余地也很大。转变发展方式就要发展低碳产业，一是发展碳排放少的产业，实现低碳产业、高效生产；二是实现高碳产业的低碳化改造。最有效的是发展循环经济，改变传统线型发展思维，形成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再制造，实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等。
张庆军曾在铜陵市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他以铜陵市为例说，铜陵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搞循环经济试点，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利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改造传统资源产业，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比如铜冶炼，使用老的冶炼方法环境污染很严重，现在采用新工艺，原料利用率达98%，基本没污染。传统产业嫁接高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途径。
张庆军尤其强调国土资源部门对经济结构的调控作用。他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从机制体制上改变资源配置过程中资源价格扭曲的问题。否则，滞后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难以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
张庆军认为，要通过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掌握的独有的调控手段，有保有压、有促有压。促的是高新技术产业，确保低碳、技术先进产业获得发展空间和用地保障。同时，发挥土地调控手段、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手段，与产业政策等其他调控政策配合，严格控制“两高一资”特别是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行业的用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城镇化带来“叠加”压力，政策配套要及时跟进
本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人大代表就“城乡建设都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发表看法。城镇化会面临“叠加”效应带来的发展冲动，这是张庆军的一个鲜明的观点。他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加速城镇化的客观形势：
一是城镇化属于必然的发展过程。西方的城镇化过程有近一两百年历史，平均每年城镇化率达0.6个百分点。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有后发优势，会大大加速，可能每年会增加1到2个百分点。这是第一个“叠加效应”。
二是改革开放前后固有的两元结构限制特别是城乡差别政策的割裂，使我国很早就累积了一些城镇化的冲动。随着改革开放后政策的调整，这部分积累的能量会集中释放。这是第二个“叠加效应”。
三是这几年随着产业转移，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形成第三个“叠加效应”。如果人口单纯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成本较高、跨度大、定居较难，东部产业产业的转移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就业带来了机会，农民可在家门口就地转移，和以往相比成本会大大减少，从而进一步加快城镇化速度。这是第三个“叠加效应”。
城镇化速度加快会给耕地保护、用地保障带来哪些挑战？张庆军认为，仅从安徽的情况看，有6700万人口，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涉及67万人，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就是每年有130万人～150万人进入城市。按照每平方公里容纳1万人计，就需要土地130～150平方公里，就需要新占用土地20万亩～23万亩。加上基础设施、重大工程的占地，用地压力会很大。安徽现在一年大约需要新增用地40万～50万亩，土地指标缺口很大。
尽管东部沿海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但所谓的城镇化并完全是中西部的城镇化。张庆军表示，要看对城镇化怎么理解，如果主要按户籍人口算，东部沿海的城镇化比例已经很高。沿海吸纳了中西部大量流动人口，如果这些流动人口选择在东部沿海就业定居，东部沿海的城镇化还有个历史进程。如果都回原籍，城镇化的压力可能主要在内地。
张庆军强调，城镇化过程中怎么做到统筹兼顾，如何既带动内需、促进发展，又要回避很多陷阱，“特别特别要注意城镇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最关键的是处理好城市扩张与耕地保护两者的辩证关系，不能过多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这是平衡即期利益和中长期利益关系、关系粮食安全的最长远、最根本的问题。一方面，要顺势而为，给予保障，同时也给耕地保护带来更大压力，相关配套的土地政策制度要迅速跟进。
统筹城乡用地需求，实现资源要素有效对流
推进城镇化，规划是前提和先导，这是很多代表的观点。张庆军表示，规划要成体系，各种规划要有机衔接；城乡资源要统筹考虑，尤其利用城市建设发展的成果反哺农村。
张庆军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产业规划等规划很多，但首先要有规划体系的概念，把大规划和小规划、微观规划和宏观规划、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相互衔接起来，组成一个体系，不能相互替代。要充分利用这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机会，统筹考虑城乡用地需求。
城镇化必然要增加用地规模，张庆军没有回避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应该适当增加用地指标规模，“双保”行动扩增量、挖存量的做法已经起到了积极效果。但是，要注意坚持“两个最严格”，与城镇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关键是要有一套实施措施，比如正在做的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等，是破解矛盾的非常有效的措施。国土资源部里正强力推进，解决好了确实能发挥“一举数得”的效果。
张庆军认为，城乡之间的资源和要素要有效对流。城市发展了，城市土地值钱了，土地出让金增加，必须反哺农村和农业。他认为，总理报告中提到，“土地出让收益要优先用于土地开发”，这是一次政策的重申和强调。本来每年地方政府都会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土地开发、保障房建设。今年总理的报告加以强调，土地出让收益的内涵更广，包括与土地出让相关联的税费，而不仅仅是土地出让金。这意味着土地出让政策制度，将成为统筹城乡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重要连接纽带，也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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